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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书作证，把你的善心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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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友 张喻尘
年仅15岁的弟弟不幸被确诊为白血病，挽救生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骨髓移植。所幸的是，两个姐姐均能提供骨髓源。然而，那个贫困家庭却凑不出用于手术的15万元费用。死神就这样一秒秒地跟这个可怜的家庭争夺着孩子的生命。
万般无奈之下，20岁大姐王新丽放弃了即将完成的学业外出打工，并咬破手指签下血书：你的每一分钱，都算是你借给我的，我都会偿还……一笔笔捐款到了，但却未能挽留住弟弟的生命。 如今，那个当初“血书求助”的姑娘，正顽强地一点一滴地兑现着自己那溅血的诺言。
15岁的弟弟患了白血病
“弟弟病了，患了白血病。”1999年4月15日下午，得到这消息时，20岁的王新丽正在河南信阳市一家企业实习。她就读的河南信阳工业学校是一家中专学校，两个月后就要毕业了。
弟弟名叫王春雷，今年15岁，和妹妹王春风是一对双胞胎，现在老家项城市孙店镇一所中学读一年级。
“弟弟怎么会突然得了白血病？”王新丽火急火燎地赶回家里。到家后才知道，弟弟的病在项城市人民医院检查后，已被初步证实了。
“会不会是误诊？”看着弟弟一如往常的样子，王新丽把自己的疑问偷偷告诉了母亲崔秀英，“带弟弟去北京吧！那儿的诊断不会错！”
4月20日，母亲崔秀英带上了家里的几千元现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北京是首都啊！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父亲王桂良在那里打工。
4月29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得出了诊断结果：王春雷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俗称血癌。医生告诉王桂良夫妇：这种病要想根治，目前只有唯一一种办法——进行骨髓移植。但寻找到可供移植的骨髓源后，最少还需要15万元左右的手术费。
15万元是什么？父亲王桂良愣了，自己辛辛苦苦外出打工，每年赚的一点钱也只够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这个像山一样的数字从何而来？
然而，自己承受再大再重的压力，也不能让孩子知道。崔秀英告诉儿子：你身上出疹子了，先在医院住几天，你爸陪着你，我回去一趟，很快就来。
崔秀英精神恍惚地回到了河南老家，她要带两个女儿去北京验骨髓。
家里的钱已花完了，同样贫穷的乡亲们50、100的，几天内竟凑齐了几千元钱，母女3人再次来到了北京。
检验结果出来了，两个女儿的骨髓配型均合适，王春雷的双胞胎姐姐王春风的骨髓配型更为理想。
骨髓源有了，可那想都不敢想的15万元手术费怎么办？崔秀英一手揽住一个女儿，躲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抽泣不止。
不读书了，妈妈，我要去打工
希望有了，但却有一座山堵在希望和现实之间，无疑，这座山就是钱。
没钱了，真的是没钱了，那些善良的乡亲们连家里的十块八块都送来了，还能忍心向谁再张口吗？然而，不张口怎么办？眼看着儿子的生命一天天远去吗？一家人绝望了。
就在王家人欲哭无泪的时候，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面出现了：和王桂良一起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项城老乡得知情况后来了，安徽的、四川的民工兄弟来了，他们的衣服破旧，一脸的灰尘，但他们把一月的血汗钱装在一只破布袋里送来了；孙店镇的全体父老一连3次捐款，项城市的有关领导3次捐款，他们熬红了双眼，坐着火车把钱送来了；在北京打工或已安家的项城籍人得到消息也来了，最多的一个人竟拿出了7000元，那是一个至今王家人也未打听到姓名和地址的大妈……
一笔笔善款支撑着王家人的信念，前后12天，各种捐款已接近4万元。还有一件事让王新丽刻骨铭心，那是一位蓬头垢面的叔叔送来的200元。事后才得知，那位叔叔也是项城人，一直在北京蹬三轮，出苦力，由于未挣到钱，竟从别人那儿借来了200块。那个人的名字叫王海洋。
有人捐款了，可钱还差得太多。崔秀英回到老家，卖了桌子，卖了凳子，卖了被子和那台17口寸的电视，空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卖了，可钱还是不到手术费的三成。
“儿啊！妈没出息啊！连你的命也救不了，救不了你，我也不活了！”可怜的母亲情急之下，一头撞在墙上，昏死了过去。
王新丽是跟着母亲从北京回来的，见母亲如此，这个才20岁的姑娘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把搂起妈妈，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喊，她对弟弟的病也无可奈何。
许久，崔秀英醒了。哭肿了双眼的王新丽也作出了决定：不读书了，妈妈，我要打工挣钱。
“可你，很快就要毕业了，而且……”崔秀英知道，实习期间，孩子已联系了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
“妈！我不读书了，我要去北京打工，能挣多少挣多少，给弟弟治病。”天真的姑娘想得很单纯；毕业上班后，每月最多能拿三五百元工资，去打工也许有机会挣大钱。
血书求救，我要弟弟活
1999年8月底，王新丽再次赶到了北京，简单的行囊里揣着自己的中专文凭，她要在北京找一份能挣大钱给弟弟治病的工作。
难，何等之难。当这个满腔希望的中专生一次次敲开公司企业的大门，又一次次无奈退出来时，她的心像心割一样的痛。她需要工作，为了弟弟她立刻就需要一份工作啊！可人才济济的首都，根本就没有她的落脚点。一天，两天……半个月过去了，揣着希望出去的王新丽换来的总是同一种结果——失望。
而此时的小春雷却无意中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再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15岁的孩子整天不言不语，神情木讷。
9月15日，在又一次求职被人婉言拒绝出门后，王新丽将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些水果，来到医院看望弟弟。
一进门，小春雷大叫了起来：“姐姐，我不想死啊！”说罢 “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紧紧抱住了走到床边的姐姐。王新丽说，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无论如何也要先找一份工作。王新丽藏好了毕业证书，偷偷跑到了父亲曾打工的工地上，“扑通”跪倒在一位叔叔面前，“叔叔，我要来干活，我弟弟不行了，我要弟弟活……”
工头破例收下了王新丽。为了弟弟，王新丽上班了，她的工作是粉刷墙壁，地点在北京城郊40公里的地方。于是，工地上多了一位学历最高的民工，但其他人从未听见这个瘦小的姑娘说过话，只看到她在不停挥动手臂干活。她需要钱。
一月后，王新丽领到了第一笔工资——400元。几个小时后，她赶到了医院——弟弟的病情加重了，已吃不了东西，说不出话。她要陪着他。
工作了，上班了，挣钱了，但却不是当初想的那样。“如果这样攒钱，弟弟迟早会死的。”王新丽一遍遍地想：怎么凑钱给弟弟治病？
冬天来了，北京冷得吓人，衣着单薄的王新丽手裂了，人黑了瘦了，但她还再想着那个问题：怎么凑钱救弟弟？谁若拿了钱给弟弟，我可以做牛做马报答……
想到了——1999年11月25日深夜，从半梦半醒中忽然醒来的王新丽坐了起来，借着工棚里的灯光写下了一封求救信：
亲爱的叔叔阿姨：
您好！
我叫王新丽，今年20岁，河南项城孙店镇祁桥村人，刚刚中专毕业。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今年4月，弟弟不幸患了白血病，医生说要做骨髓移植手术。尽管我和妹妹都可以提供配型理想的骨髓，但15万元的手术费，彻底难倒了我们这个贫困的家。父母借遍了所有亲友，好心的乡亲也捐了钱，但一直未凑够手术费。弟弟生命危在旦夕……
……求您救救我可怜的弟弟吧！我不白要您的钱，真的，我只是向您借，只要您愿意帮助我，我会给您打一张借条，我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担保，我只能以良心向您担保。您在我们一家走投无路的时候热心相助，我们一定忘不了您！……这钱，将来，我和妹妹、弟弟一定还上……相信我们，我宁愿打工一辈子也要把您的钱还上……我只能用自己的鲜血签下自己的名字向您保证……
写完信后，王新丽咬破了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又是一个希望啊，姐姐的鲜血能感动要夺走弟弟生命的死神吗？
15岁少年在姐姐的希望中死了
冷，更冷了，12月的北京天气似乎要凝固每个人的呼吸。可20岁的王新丽的心却滚烫，因为她剖开了一个姐姐的心向人们在呐喊。王新丽跪在路边，地上铺着那封用鲜血签名的求救信，她在等待最后一个奇迹，一个可能会挽救弟弟生命的奇迹出现。
一家媒体的记者出现了。
几天后，王新丽和她急等救助的弟弟的事情传遍了全国。
12月15日，王新丽接到了第一封信，来自河南郑州;
12月16日，王新丽收到了第一笔捐款，来自河南商业干校的“车健豪”;
12月21日王新丽收到最大的一笔捐款：1万元，来信人自称是一位母亲，这位善良的母亲留下的姓名、地址是假的;
王新丽收到最小的一笔捐款：10元，来自四川成都一个刚刚失去了儿子的父亲，儿子的死因是白血病;
王新丽收到的最沉重也最有意义的一笔捐款：50元，损款者是一位广东人，同样因患白血病住院，同样正在分分秒秒与死亡抗争。
安徽、山东、新疆、内蒙、东北……
军人、学生、农民、僧人、下岗工人……
老人、孩子、监狱在押犯人……
一封信、一句话、十元八元、三百五百元，每一天，北京304医院（王春雷病情确诊后转至该院）的那间病房里都会传出感谢声和哭声。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各类社会捐款达到12万元。王新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每接一笔捐款，每接一封信，她都仔细地登记下来，然后给每位捐款的好心人回信，信中夹上一张借条。
然而，寄出去的借条很快又都被重新寄了回来，好心的人们回信的语气出乎意料地一致：我们只是在帮一个孩子，我们只是被一个姐姐感动，好好给弟弟治病，这钱不要你还。而有的回信则十分“气愤”：借条我撕了，不管我捐多少，我的心是真的，不要让我们不安。如果再寄借条来，就是一种侮辱。
一句句真情挚语感动着王新丽和家人，王新丽知道，不管这些好心人怎样拒绝借条，她一定会还。即使有的借条都退回来了，即使有人将借条撕了，她也不会忘。她说，那时我已决定，等弟弟病好了以后，我们姐妹3人，就是讨饭也要亲自登门感谢每一个好心人。
然而，如潮的爱心却最终未能扯住死神之手。
2000年1月底，就在王家人竭力筹借最后3万的手术费用时，王春雷的病情又一次恶化了，且并发了其他病症。近一个月后，病情总算暂时稳定了，可用于做骨髓移植手术的钱又花了近4万元。尽管捐款还在继续，但每天放化疗及各种药物治疗花去的钱也在不断增加。王家再一次陷入了绝境。
2000年3月，捐款全部花完了，王春雷已出现大脑异常，治疗已无任何意义了，况且也已无钱可治了。昏迷中的王春雷在父母和姐姐的陪伴下，于5月12日凌晨赶回了项城老家。临走前，在北京打工的项城老乡们送来了最后4000元。
5月15日晚9点44分，王春雷在母亲和两个姐姐撕心裂肺般的叫喊中痛苦而去。连儿子最后一面也未见到的父亲王桂良，此时正在几十里地外的朋友那里借钱。
奉还爱心，我要对我的誓言负责
13个月。 王家人苦心期盼，竭尽所能也只是将王春雷的生命延续了13个月，王春雷走了，给他们留下的只有一本厚厚帐单和近10万元的欠款，还有46张借条。
王新丽辍学、打工、血书求助，但却没能挽回她最亲爱弟弟的生命。那46张沉甸甸的被退回来的借条，她知道自己目前已无力偿还，但她知道这些借条意义所在，那是无数个热心的人对弟弟的一种希望，对自己的一种信任。虽然弟弟在这众多希望中走了，可她不能忘了自己的诺言。
而就在这时，甘肃省的一位叫尚卫德的好心人的200元汇款到了。信中尚卫德很激动：我为你弟弟的不幸难过，为你救弟弟的真切情义感动……我们很困难，但我和你嫂子不约而同愿意从生活费中拿出这点钱……愿你弟弟的痛苦早日解除……
接到这封信时，王新丽哭了、王桂良夫妇哭了，在场的所有乡亲哭了。
“感谢你！好心的叔叔阿姨，真的感谢你，可你知道吗？我弟弟已经离开了人世……”流着泪，王新丽将汇款退了回去。
“当初需要捐款是为了弟弟，如今弟弟走了，已没有借钱的必要了，我不能再让好心人为我们家的事操心了。”采访中，王新丽说到此处，哽噎难言，一旁坐着的王桂良夫妇也一边点头，一边用手拭泪。
是啊！一个最朴素的希望——儿子活下来，都没能实现，钱对这个家来说还有意义吗？
儿子的死，将未到50岁的王桂良夫妇折磨得心力交瘁。偌大的一个家里，王新丽成了主心骨。为了撑起这个家，为了尽早地兑现自己的还款诺言，2000年6月底，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王新丽在几十里外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临时教师，每月收入300元左右；父亲王桂良又外出打工了，要还帐，要撑这个家，他不能将所有担子让大女儿一个扛着。
2001年1月3日，记者赶到王新丽的家中。时至今日，一提及儿子和女儿的事，崔秀英仍不住掉泪：苦命的娃，苦命的姑娘啊！我们感谢那些好心人，这一辈子就是累断了骨头，我和家里人也会帮她了却心愿。
而21岁的王新丽，看起来却相对平静：我很爱我的弟弟，可我们没能救他。我的还款计划与弟弟的病能否治好无关。让我不安的是，我上班半年多来，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的钱寄还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但每次又会被退回来。我写信对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说，让我良心好受一些吧！可他们就是没有人愿收钱。我感觉像是我当初欺骗了他们。一定会还钱，这可是我许下的诺言啊！说到此处，王新丽顿住了，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记者一直看着这个经历了家庭大变的坚强姑娘，依然瘦弱，一脸风霜的痕迹，但她的执着和倔强使人震颤。
母亲还在不停地抽泣，王新丽默默无语，眼里深处闪烁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坦诚。
当记者最终打破沉默，问及“若每一位捐款者都不接受她寄回去的钱怎么办”时，王新丽扭过脸，看着门外:他们如不接受，我会把他们曾经帮助过我的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倍、甚至数倍捐助给那些和弟弟同样需要帮助的人。叔叔，相信我，我说了我也做了。说话间王新丽站了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汇款收据。汇款金额是10元。
“我拿不出太多的钱去帮助别人。这10元钱是寄往平顶山市一家医院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患白血病的年青人需要帮助。我昨天身上只有10元钱了，我希望他能挺过来……”
一瞬间，记者的眼角湿润了。10元钱，一个不值一提的数字，但这10元钱对于这个家，对于这个永远不忘诺言的姐姐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是一种最好的向“鲜血”证明的方式吗？
就像王新丽说的那样，或许她这一辈子能还完这笔钱，但她还不完这笔情。可她会让自己的妹妹，以及若干年后自己的家人永远不忘这件事，她要让这种比血还浓的亲情在自己的家庭里永远延续下去。
后续：截至发稿前，记者从项城市孙店镇政府得知，该镇有关领导考虑到王家的现实困难，已将王新丽安排到了镇教育所，很快就可以上班了；1月5日接到王新丽电话，她不久前又为省内的两位白血病人汇去了各20元的捐款。她说，每帮助一个人，心里都很幸福。
你觉得王新丽的行为令人敬佩吗？请将你的感受写成400-700字的稿件寄到本期新栏目“爱心互助营”（P65），这是一个心与心交流和互助的场所。欢迎你对主人公王新丽说说心里话,献上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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