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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家庭及一个大学生的成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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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旺
上帝把我的童年扔在了破败的襁褓里
1976年，在海南省琼山市的一个小村里，我出生了。
在我之后，两个弟一个妹也从母亲的肚皮里挤出来了，全家一共6口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生活。房子是祖传下来的，土块几十年了仍然是那样的硬朗，但是头顶上的那些瓦片已相当脆弱，一到下雨的时候，屋里满是人蹦蹦跳跳的吵叫声，几个孩子的哭声和脸盆接水发出来的声音汇集成一首相当悦耳的交响曲，这种交响曲在我们那座小村里是绝无仅有的。家里僧多粥少，但父母养几个如老鼠整天在地上爬的孩子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大铁锅，只要煮上母亲从田地里打回的几担稻米和几堆蕃薯就可以把四个孩子轻轻松松地打发一年了。
父亲是一位高中毕业生，母亲也读完了初中，在那个时候，在那种落后的小村里，他们的文化水平算是最高的一对夫妇了。父亲是个才子，在读书时成绩优秀，平均每科95分以上，而且他还是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但是就是这么一位才子却生不逢时，在他高中毕业的那年中国还没有恢复高考，于是他只好满怀忧愤地回到了他的那个小村庄里当了一位民兵。
1978年，冰封已久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实行了。而父亲读的那所镇中学当时只通知不多的几个人回校复习参加高考，父亲是其中被通知回校的一个，但是父亲在拿到通知书时却犯难了，他美丽善良的妻子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在地上爬着，小的还在怀里抱着，再加上家里还有几亩农田，他走了，他的女人和孩子怎么过日子呀？
但是母亲是一位坚强和开化的贤妻良母，她把我丢在地上，抱着弟弟在怀里默默无声地帮父亲收拾好行李。她对父亲说，你去吧，你就放心地去考吧，考上大学后，如果你还有良心就回来看看我们母子3人！
母亲是含着眼泪送走犹豫不决的父亲的，父亲在村口转了大半圈还是走了，但是在一个月后，父亲又背着行李回到了家里，他抱着他那个心力交瘁的妻子大声地哭道，我不考了，我真的不想去考了，我考上了谁来照顾你们？我还算不算是个人啊。
父亲便从此失去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甘愿陪着他的妻子背着孩子赶着牛下农田去了，过着他们贫苦而又幸福的农民生活，他才子的梦想最终敌不过他做人的良心和责任！
上小学时，我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这种聪明是因为有了一个才子父亲遗传基因，在学校和村子里，人家夸我不直接叫我的名字，而是说王云天的孩子真聪明！王云天就是我的父亲。虎父无犬子，到了我六年级的时候，我被招进了镇中心小学的一个尖子班，我从此和重点中学，直至重点大学便有了更直接的联系。
到考试成绩揭晓时，我的分数却离省重点有8分，市重点有2分之遥，但市重点说只要我交七八百块钱就可以背着书包走进他们明亮的教室。但是可怜的父母怎么也拿不出这么区区的几百块钱来。我也只好上了镇中学，来到了父亲曾经美梦落空的这所学校。我那时经常一个人发呆，我在想，我这辈子是和父亲一样永远飞不出这块伤心的小地方了，我就好好地当好一个新时代的农民吧。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年是公元1990年。
命运残酷的惊雷炸在父母的头顶上
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
父亲活到1990年止已在农村劳作了几十年，他发现在他人生的第三十六年里家里这几亩地再怎么辛苦也种不出宝来，而且几亩地养几个食欲大增的孩子越来越困难了。他开始苦闷了，想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于是父亲对母亲说，我们被这几亩农田困得这么紧紧的，想动一下身子都不行，反正都是穷，穷也要穷个轰轰烈烈，不如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咱们到城里闯一番，管它是生是死是富是贫。
那时家里仅有两头水牛，两头养得肥肥壮壮的家猪，其它的还有几只鸡鸭什么的。父亲统统把它们都卖了，一个不剩，手里顿时就有了两千块钱，这是一个6口人的家十几年积下来的所有财产。
父亲雇了一辆拖拉机来装家具，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好装的，家里的那张床实在是太破了，一拆开就要成为烂木板，不如不拆，干脆就多装了几块木板和石头，到时木板一搭上石头就立即成为几张床，任一家男女老少分开来睡觉了。
我们一家人来到的这个县城叫屯昌县城，就在海南的中部。父亲最初的想法是在城里摆个小摊卖点杂货，母亲在家里再帮人家加工点什么东西的，再加上家里人平时省吃俭用，这样一年至少也能积点钱财，过个三五年在城里买个房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老天爷真是太会开人的玩笑了，当我一家人搬到一个破房子住下的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的嘴巴不能张开来吃饭了，肚子里好像有一股风在不停地往上冲，让我痛得滚在床上抽搐个不停。我病了，我是家里第一个倒在了陌生的异乡，并给家里带来了灭顶之灾的人。
奶奶也从老家赶来看我了，她和父亲一起请来了个巫婆给我看病，巫婆闭着眼睛念念有词说我有鬼上身，只要吃了她的符过了今晚就好。但我肚子的那股风越冲越厉害，有好几次几乎让我昏过去。我狂叫着叫父亲送我上医院，父亲不肯，他是心疼手里仅有的一点钱。
到了天亮的时候,父亲和奶奶终于同意抬我进医院了。医生检查，原来我得的是中耳炎引起的中风，我的耳朵不知怎么回事进了水，然后就中风了。医生对父亲吼道，你是怎么当父亲的，再过两个小时你儿子就没救了！一句话说得父亲冷汗大出。
我住院就花了1000多块钱，这时家里只剩下几百块钱了，原来想做小生意的本已经没了，一家人被打乱了原先的梦想，只好不摆摊了，在家里给人家加工点货物赚点柴米钱。到了开学时，小弟和小妹进了郊外农村的学校，上学要跑好几公里，我还没完全病好，被迫休学。大弟王富辍学了，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卧床不起了。父母把他送到医院里一查，问题原来不是出现在那一跤上，而是大弟的右腿上出了毛病，骨骼像是被蚂蚁咬过一样，已经空了一半，可能是骨癌。医生说动手术至少要3万块，而且还要截肢。但我弟连坐轮椅的福都没有，家里这时是根本没能力让他进医院治病的，他只好乖乖地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要父母来照料。我的病再加上大弟的病，像两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大雷狠狠地炸在这个脆弱的家的头顶上，父亲母亲这两棵大树已经被烧伤了大部分，这个家也从此失去了它雄起的机会。
1994年我读完初中，病好回到老家和奶奶一起住继续读书。我所读的那所镇中学只能培养一些会抽烟喝酒打架的学生，到最后还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红色的毕业证。我当时中考落榜是意料之中之事了，并没有什么好伤心的。我拿着那张初中毕业证对父亲说，我要出去打工赚钱，我没有你那么有才华，考大学的事就交给弟弟妹妹去完成吧。父亲听了，只好默默无语的抽着烟，算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反正9年义务教育我已完成了。
拿着那张单薄的初中毕业证，我想我能做什么呢？我才17岁，而且长得不健壮。我从小喜欢经商，我想我就出去当个商人吧。于是我提着父亲从街头上花几块钱给我买来的公文包，带着50块钱就出去闯了。
我首先来到了建在琼山市永兴狮子岭开发区的奥克啤酒厂，这个啤酒厂在海南是一家有名的合资企业。我冲进了办公楼对里面的人说，请问厂长在吗？坐在里面办公的人都惊奇地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我，看我那一身不伦不类的衣服，还以为是个街头小混混呢。有一个女的问道，你找厂长有什么事？我说，你们厂不是要收酒瓶吗，我想和厂长谈一笔生意。那个女的才松了一口气说，你到车间里去找主任吧，他主管这个事。
车间主任是个温和的内地人，大概已有50多岁。他带我逛了整个车间才和我谈生意。他说，你现在有多少酒瓶子？我说，我正在好几个点收购，但不知你出的价格是多少？主任说，我们的价是定死的，3毛5一个。我算了一下，如果我自己到乡下的垃圾站去收购最多2毛一个，再扣除一些车费什么的，那么一个来回我就赚一毛钱一个酒瓶了。我说，主任，如果酒瓶子给你了，帐是不是马上给我结了。主任又微笑着说，我们一般是至少一东风车的酒瓶子以上才会收下，帐是厂里会计科划到你的银行帐户上去的。
我又回到家里对父亲说，给我借几千块钱吧，我要做大生意了。父亲手里是没什么钱的，在屯昌人生地不熟的，哪能借得到钱。他说，你要创业就自己去借，我没钱。我只好到处找人合伙收酒瓶，一下子可以赚上上千块，这种事哪里找去？可是竟没人愿意听我这个17岁的小毛孩的话。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去收购几万个酒瓶子换大钱的梦想。
94年夏天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我接着在海口奔波了好些日子，最后在海南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印刷厂业务员的活儿，马上就可以上班。可是当我回到家对家里说这个事时，父亲对我说，你还小，再回去复读初三吧，尽量考个中专之类的。读书？我对这个不错的想法动心了，这些日子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社会上混出个模样来，首先必须有高学历和真本事。我想了想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父母的要求。
按道理，初三毕业生是不能复读的，但是镇上那所中学为了升学率和名气就招了个中考落榜生复读班，搞了一些假证明让我们顺利地去参加中考，这种现象在各个乡镇中学早已是见怪不怪了。95年，我6科成绩平均每科90分，这一次上市重点高中是不成问题了。我是不想上中专和中师的，为了应付父母和爷爷奶奶，我也只好填了一个中师。阴差阳错，我超过了琼山中学10多分，但海南临高师范学校提前录取了我，要我交12000块的钱成为它的一名自费师范生。全家人及全村人都为3年后那可靠的小学教师稳定的工作动心了，他们研究了一个多月，最后得出结论说，花12000块去读这种学校值得。我拼命地反对，一定要上市重点中学。家里人却说，要读高中你一个人出钱去读，上中师第一能保证以后有工作，第二还有保送上大学的可能，想上大学到时再说，你能保证你读完高中就能考上大学吗？
家里人开始为我那笔高额学费而到处找人借钱和卖牛卖猪。农村人就是这样，送一个子女出去读书唯一做到的就是变卖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一将功成万骨枯！奶奶家里那时有几头牛，卖了只留一头来种田。父母也在屯昌和村子里到处找人借钱，到了最后终于凑够了那个天文数字12000块钱，我上了海南临高师范学校。
曾经愚蠢和奋进的岁月
上临高师范后最困难的一年是二年级的时候。这时候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了，别人没有货给家里加工，父母只好出去找个建筑工来干，父亲年轻时腰就不好，他才40刚过，腰就弯成了一条弧形的扁担，只有母亲身体是健康的。干了不多久建筑工也没得干了，这段时间，海南的下岗工人一夜之间成为街头上靠卖体力吃饭的失业大军，出现了到处抢工做的浪潮。父母连可怜的一份苦力也没争到。
小弟王福这时候辍学了，他天生性格内向，很少和别人说话。到了他六年级的时候，他说他不想上学了，父亲不肯，硬把他送到学校去，父亲刚回到家他也跟着把书包扔在了家门口。家里觉得他怎么就这么讨厌上学，去问老师，老师说他上课喜欢开小差，叫他回答问题却从来不肯开口说话，同学们也经常耻笑他，甚至打他，他也不还手，人家就越打越起劲了，变成了现在这个厌学的样子。最后没办法，父亲只好让他跟着母亲一起晚上出去卖汤圆了。海南的冬天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些日子，挣这种钱也不是容易的，但这却是当时家里找到的唯一一条可以养家的生计了。
我这时在学校也没有什么钱吃饭了，我已经借了同学的好多钱。我想了想我是不是该辍学，出去打工养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我收拾了行李回了家，父母一听到我也要辍学，他们吓得不知所措。我说，与其在学校死路一条，不如再出去闯一下，我已经20岁了，我什么都能干了。我还跟他们说我要马上去广东，在那边找工要容易得多。
母亲哭了，这个坚强的妇女很少哭过，她是为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才落泪的。我也哭了，我其实是很想读书的，但是残酷的命运把这个家逼到了这个分上，我又有什么办法？毕竟还是生存第一。
母亲给我借了200块把我送回了学校，她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阿兴，我们虽是穷家人，但穷你就要多长点志气，当初送你上师范学校是多么不容易啊，现在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母亲的话让我猛然觉醒起来，我当时是多么的愚蠢，竟犯了这样一个不可原谅的错！
这年的端午节我回到家里，这时全家只有5毛钱了，父亲在市场里徘徊了好久，还是买不到可以过节的菜，最后一个好心的老农给他一把老菜，父亲才狼狈地逃回家，母亲把奶奶从老家里捎来的粽子拿了出来，全家人就咬着那不知是什么滋味的食物喝着一锅汤，总算过完了这个最落魄的节日。
我回到了学校，我想我绝对不能再沉沦了！我要好好把书读完。1997年的夏天，学校放假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提着一个行李包又闯向了海口。这时候的海口，它的经济热度已一天天在降，经济大特区徒有虚名，泡沫经济让海口正显示出了一副热闹之后的寂寞景象。我一个人在海口转了几天，还是一无所获，没有人愿意要我打工，他们一听说我是学生，找的是短期工，而且没有能力交合同工保险金，就一个个地把我往门外推了。
我凭着记忆想起在海口所有的亲朋好友，希望他们能帮我一把，但是我的那帮亲戚一看到我就只给我几十块钱想把我打发回去，别再麻烦他们。最后，我找到在一个报社里当保安的表哥，我以为他会帮我，但是他也只是拿出50块钱叫我回去，说别在海口流浪了。走在海口的大街上，我像一只饿狼一样又到处找招工广告。我告诉自己，为了自己和那个多灾多难的家一定要挺着，千万别哭，但是到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的时候，我还是哭了，我昂着头望着那个炎热的天空，泪水却一滴滴地滴在了行走的路上。
经过这次挫折，我终于对在外面找工挣学费彻底死心了，拖着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逃回到了老家。
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全省的师范学校都要参加一次大统考，我们学校为了把学生学习的斗志激起来，出台了一些可贵的条例，各科成绩只要在全校排名10名内的都有一笔奖金。排名在班里5名内的自费生学校归还一年的费用3800块。这时也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我为了这些奖金没日没夜地学，饭吃不饱也要撑着。几个月后，成绩出来了，我参加5科考试有4科成绩排到了全校的前10名，总分排全校第一，我可以一下子得到几千块钱了。当我第一次领到这么多钱时，我哭了，我为什么不哭？有了这笔钱，父母身上的压力将大大地减轻，我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过完中师生活了。
98年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中师快要毕业时，省教育厅给我们学校普师班拨下来了两个公费一个自费的保送大学的指标。其中两个公费的指标是数学系和地理系，自费的是中文系指标。读大学的机会来了，但是家里目前的经济情况让我犹豫不决。于是我给家里人算了这么两条路说，我中师毕业，回去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师，对家里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但如果让我上大学，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能力肩负起家里更多的责任。
农村人也懂算这些老实的帐。听我这么一说，父母动心了，父亲说，你先报吧。我说，数学我是打死也学不了，只有两个指标适合我，即地理系和中文系，如果我又来了一个自费的，我还要不要去？父亲说，先报吧，走一步算一步。
竞争公费上大学的情况很激烈，命运在这时又给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学校指定我一个人稳保送上中文系，不要别人和我争了，自费数目是15000块。其他的两个公费指标让4个学生通过省里的考试来定出。
家里跟3年前一样，又要准备给我卖猪卖牛了，爷爷奶奶家里又养了几头牛和猪。但是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你们用钱来给我铺路了，我们到教育厅里说一下，看能不能先欠着，等我毕业出来再还。我和父亲走进教育厅师范处时，一个年轻的科长接待我们。他听说我们的情况时表示说，应该可以推迟交那笔自费款。但是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官却说，不可以，这笔自费款必须在开学前交完才能取到入学通知书，教育厅目前是没有钱帮你出这笔钱的，因为那边的学校的指标是教育厅付钱要来的，欠着钱以后我们的工作调动了，谁来向你要这笔款？
我和父亲已经没有什么表达能力了，钱这东西就是很好的话语和通行证。父亲只好先交了5000块，那是我爷爷奶奶卖牛卖猪才换来的。
出了教育厅，我和父亲迷茫地走在海口的大街上，一对父子一前一后地走了很久都没有说话。我终于有气无力地叫了父亲一声。他只是回头望着我。我说，爸，我不想读大学了，我就回去当个小学教师吧，反正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不会感到后悔的。
父亲坐在了街边，他抽着烟闷着不说话，他的那个苦闷的姿势让我毕生难忘。他说，我们先挺着吧，不到最后不要说这么任性的话。一句话说得我的眼泪在眼里直滚着。我这时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
到了9月初，离大学开学的日子就只有几天了，家里还是凑不齐剩下要交的一万块钱。当许多同中师毕业的同学已经陆续地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的时候，我还在痛苦地和自己作着斗争。全家人仍不放弃努力！老天还没有把我灭绝，这时候父亲高中的一个同学一听说我的情况，同意借我一万块，这个消息传来时，差点把全家人兴奋得要飞上了天。
亲情像一盏黑夜里的灯伴我前行
1998年农历七月十五，我终于上路了，前面是一条漫漫的求学之路。在走之前，我对父母说，爸，妈，我这一次一走可能就是4年了，等我毕业了才回来再报答你们。父亲只是点了一下头说，男儿志在四方，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但是母亲却哭了，她说，你就一年回来一次吧，至少过年你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你不能一走就丢下我们啊！
母亲把我送上车，车开动了母亲还是久久地站在原地看着车离去，那是世界上最感人的一幅画面，我的眼泪已禁不住模糊了窗外的一切。
我要去的地方是个大地方——重庆，学校是西南师范大学。大学也是一个培养人独立的好地方，在这里我发现有许多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凄惨的家庭，但是这些穷大学生已经学会了独立。打工、找家教等等都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学校一放假，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去找家教。
我上大二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钱给我寄来了，两个多月了，我才收到家里的100块钱，而且这100块钱是家里跟别人借来的。大弟躺在床上每月都要打针吃药，花销在上百块以上；小弟辍学在家只会为家里做饭担水，这么大的一个劳动力却不敢出去赚钱。母亲上班的那个厂半死不活的，把母亲赶回去长期休息。所以，母亲和父亲只好去批发了一些水果在县城里躲躲藏藏地卖。他们连交税的那几毛钱都舍不得，只好打游击。赚来的钱也只能够家里的米钱。这一年小妹读初中二年级，她才15岁。有一天她悄悄地对母亲说，她不想读书了，要回家赚钱给哥哥读大学。父母不肯她这么早就辍学，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哭了，我在电话里强硬地要求父母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妹妹把书读完，她毕竟才15岁呀！
但是妹妹已经长大了，她最后还是不肯屈从于家里的压力，自己出去并很快就谋到了一份每月三四百块的工作。我对她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抱着被子哭自己的无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小妹比我这个读大学的哥哥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慢慢地回忆我前23年走过的路，从农村一直到大学的门槛儿，我每走一步王家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我付出一些代价，而且这些代价无论如何以后是不能用钱来补偿的！一个貌似有追求的农村青年其实是世界上最笨的窝囊废。我觉得自己活在王家从来都没有帮过他们什么，反而像一只吸血的怪物在不停地向这个家里的成员吸血。我必须终止这种寄生的生活了，真正地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小妹辍学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了。但是我怎么才赚到够我吃饭的生活费呢？学费先不管它，可以欠着。我突然想到了写作赚钱。但我上大学一年多了，从来没写过像样的文章，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我首先瞄准的是重庆的报纸。一下课我总要跑到书报亭翻那些报纸的副刊。卖报的是一个老爷爷，他开始让我翻了几天，后来就不高兴了，因为我光看不买。我有时看着他那双充满了讥笑的眼睛，只好买了一张充数就匆匆地走了。
老天不负有心人，文章寄出去了，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我的最基本的生活费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去年底，我取到了一笔丰厚的稿酬马上就出去给父母各买了一套过年的衣服，并给他们寄了回去，他们含辛茹苦整整46年了，第一次穿上了一套好衣服。
今年，新学期刚刚开学，家里让人给我转交了一封信。当我看到新年第一封家书时，我才知道一个多月前奶奶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消息到现在家里人才肯告诉我。我拨通了三叔家的电话，眼泪疯狂地流了出来。我哭着质问家里人为什么不及时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我？为什么？！奶奶为了我卖牛卖猪才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为什么她一声不吭就走了却没有人肯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呀？！
爷爷也来接电话了，他叫我别哭了。我说我能不哭吗？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这个消息？爷爷解释说，奶奶是去年12月20日上午脑血管破裂而死的，之前她身体还是好好的，但和家里人正说着话不知怎么的就昏了过去，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她才活了66岁。爷爷接着说，去年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复习考试，为了让我安心考试，愉快地度过一个春节，所以就瞒着我。我这时才想起了春节时我打电话回去叫奶奶来听电话，家里人每次都说奶奶出去了不在家。原来他们都是为了我这个不孝的孙子考一个什么好试，过一个什么好春节啊！
这时我也才知道父亲和母亲决定把家搬回村里和爷爷一起住了。爷爷已经70了，不能让他一个人还出去忙家里那几亩田地。弟弟妹妹也跟着回了，这个出去拼死拼活10来年的家一无所获地回去了，命运在这个家的身上打了一个苦难的圆圈。
而生活终于让我懂得了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但我是决不会向命运妥协的，我要和它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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