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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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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武汉）
我的舅舅，一个不到６０岁的农民死了，他用老鼠药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按照农村人说法，他是一个“枯老百姓”。在江汉平原，老百姓的定义是很严格的，一个老百姓，不仅应该从来没有做过官（哪怕是村组干部），而且应该没有城镇户口，没有在任何“单位”呆过，甚至连供销社的售货员或者村小学的教师都应该没有做过。
“枯老百姓”，又是老百姓中最纯粹的人群。只有那些不仅自己做着老百姓，而且主要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门路的，才属于这一群体。如果有什么麻烦事，一般老百姓尚可望通过托亲戚帮忙，“枯老百姓”则只有等候“公断”，他们沾不上谁的光，也占不上谁的威。
我的舅舅就是这样一个“枯老百姓”。他一生差不多盖过十次房，有时是遭了水，有时是遭了火，更多的时候是必须拆迁，直到离开人世时仍在为盖房操心。必须经常拆迁，是因为他在城郊种菜，没有当地户口，一个地方往往种一两年就要被征地，于是就得搬走。
居所无定，他是一个永远的异乡人，永远处在漂泊之中，直到他的骨灰埋入祖坟。我们那个地方称自杀为“走短路”，人生固有一死，他却是急切前往的。死前几个月，他因“血小板减少”而求医，一共用了几千块钱。他的钱都花在搬迁之中了，这些钱就多半是借债。贫穷使得舅母在家里念叨起“日子怎么过”，舅舅自己当然更会把问题想得无法控制，未来灰暗了，他开始求告鬼神，在那里得到安慰，但内心其实是极为忧郁的。
崩溃来临了。他突然对全家人说要“上路”，一家人苦劝数日。他含着泪写出家里的世系，要求子女们每年务必要按名单给祖宗烧纸钱，在这个名单的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名字。他写下一笔笔债务，嘱咐子女们务必偿还。
就在这些安排完成的次日凌晨，舅舅在舅母劳累而稍稍打盹的时候，将老鼠药吞下去，拿起一块塑料薄膜走到门外，坐在地下，等待死亡的到来。最后一刻，他呼喊自己的儿子，告诉他，“我走了，好好招呼你妈”。他不会听到亲人的哭声。
一个“枯老百姓”的生活就此中止。他生命的信念是怎么摧毁的，我无法下定论。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处于巨大的忧郁之中，他曾试图以迷信来解脱却未能成功。贫穷、疾病、一生的艰辛、漂泊的生活，哪一个因素更大地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呢？我没有能力找到答案。
送他“上山”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些农村里的死亡故事。像他这样离开人世，并不显得特殊，尽管每个人的原因都不相同，贫穷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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