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幸福是一只鸽子？
|
|
张天蔚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正在“热播”的时候，我在这个栏目里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贫嘴张大民的被幸福了的生活》，被几位读到的朋友大肆地表扬了一下。后来听说同样根据原小说改编的电影《没事儿偷着乐》比电视剧略胜一筹，更苦涩一点，因而也就更深刻一点。于是很想对照着比比。但那时候《没事儿偷着乐》作为“贺岁片儿”已经“下线”，无缘得见。倒是今年春节的大年初几在电视上看到，便认真地领略了一下。
深刻其实是谈不上的，但电影的篇幅没有电视剧充分，所以张大民也就没有足够的机会把曾经遭受的窘迫都一一地找补回来，于是“被幸福了的”的色彩也就相对淡些，或许这就是别人所谓的“苦涩”之处。但电影有一个与电视剧异曲同工的结尾，让人一眼就看穿了编导在苦涩之后终于还是得让张大民幸福一下，以便让我们也都跟着他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信心”。
电视剧的结尾是张大民和媳妇、儿子坐在即将告别的旧屋房顶上放飞鸽子，然后张大民就在呜呜的鸽哨声中开始抒情，虽然那篇关于死与活着的议论中隐含着生与死、幸或不幸的无限可能，但既然鸽子盘旋着升上了无垠而且湛蓝的天空，于是幸福就已经无可怀疑地存在于无限的未来之中；电影的结尾则是张大民一家沿着无限延伸的铁路向同样无限延伸的“未来”走去，张大民对儿子进行的有关生活信念的启蒙是：无限的幸福埋伏在无限的未来之中，躲都躲不开，“你就没事儿偷着乐吧”！
即便有着如此雷同的构思，我们依然不能指责编导无能，因为将无限的幸福寄托于无限的未来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诗意修辞而弥散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离开它，我们已经不会或不能对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进行思考和叙述。读小说、读社论，看电影、电视剧、电视联欢晚会，我们永远都逃不开充满无限美好的未来。
其实将希望与未来之间进行诗意的联想本没有问题，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及意义的确认往往就寄托在这样的联想之上，否则如果鸽子永远只在笼子里踱步，就早晚沦为红烧或清炖的补品，然后再被极丑陋地排泄到地里去肥田。能够在天空中盘旋，是鸽子所以成为鸽子的基本属性。但问题在于，当所谓诗意的联想成为一个社会中固定而且几乎惟一的叙述定式的时候，生活与希望就一同成为一只不许落地的鸽子，只能是一个虚幻的影子。
刘恒一直是我极为佩服的作家，但当他决定续写《贫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注定失败，因为当张大民明天的幸福生活已经被随着鸽子、沿着铁路而放飞到无限中去的时候，它就已经不能再被拉回到现实中进行描述了，因为那样的放飞原本就没有现实的依据，它只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甚至只是服从着某种只被允许的立场、顺着某种固定的套路而许给我们、许给未来的空泛希冀而已。其实刘恒自己也未必没有意识到他在《贫嘴》中许给我们的是一番过于美好却虚幻的“幸福”，所以后来当他以厕所与排泄的关系来解释幸福的时候，虽然已经虚玄而又朴素到有了些许禅味儿，但以普通人的常态思维来看，却只能叫作“自圆其说”。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不得不屈从外力而许给大众虚幻的未来之后，在自己的内心里终究还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宁肯做虚玄的强辩，也不会再以“我们一定能够……”、“未来将更加……”一类铿锵的空话，来“落实”那些虚幻的诗意。
如果说给作品加上一个虚幻的诗意尾巴是艺术创作的定式，那么用“我们一定能够……”、“我们必将……”之类的豪言壮语来收束，就是太多文章的共同特征，而且进而泛化成了全社会共同的语言模式，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就这样可以成为不经思考的“顺口溜”。
这样的决心和放飞的鸽子与延伸的铁路一样，都指向无限的远方，于是它的表达既不需要在现实中予以落实，也无法在现实中加以验证。它是一套说者与听者彼此心照不宣的语言符号，被不断重复着、传播着，编结成我们置身其中的语言和文化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相信一切我们应该相信的前景，我们有决心实现一切我们决心实现的目标……惟一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哪一件事是未来希望的基础，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所相信的未来就是今天现实的延续。于是有着无限美好未来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真正触摸的未来，对未来有着无穷信心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实在的信心。于是当我们面向未来而试图建立一点真实希望和决心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与刘恒相似的窘境———一旦我们不再相信那些由口号、决心、铿锵而无力的文字、奢华铺张而空泛无物的电视图像编结而成的幻象，我们对希望的理解，就只好极不诗意地成了内急时找到的那间厕所。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