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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路为何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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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林
一
1999年12月20日，对于湖北籍打工仔彭建林来说，是一生的痛苦和灾难的开始。
彭建林打工的厂子是东莞市某管理区的一家台资木业厂，专门为几家大型的外资家具厂加工半成品，生意一直很好，因此经常无休止地加班。12月20日那天，管理区内许多厂都放了假，该厂却依旧是机器轰鸣，不但不放假，反而要加班至晚上11点。那晚彭建林本来是不想去加班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已连续加班100多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他想请一个晚上的假，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主管说现在正赶货，人手又少，怎能批你的假。彭建林只好又强打精神去加班，厂里的规章制度很严，擅自不加班是要被罚款甚至炒鱿鱼的，他这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穷孩子自然不敢冒丢掉工作的危险。
那晚彭建林在操作锯台，由于没有休息好，脑袋昏昏沉沉的，眼皮老是在打架。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要小心，可毕竟抵挡不住睡意的侵袭，于是，灾难就这样实实在在地降临了。大约是晚上九点半钟左右，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彭建林在锯一根木条时，不小心锯伤了手，只听得一声惨叫，待同车间的工友放下手里的活计围拢过来时，彭建林已紧握住鲜血淋漓的右手蹲在地上，一张脸因为痛苦而扭曲得变了形。一名胆大的工友拿起他的右手一看，发现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被锋利的锯片打得粉碎！
车间主管迅速将此事上报给人事部，那几天，老板正好回了台湾，留在厂里管事的台湾籍经理下令派厂车将彭建林送医院治疗。可是厂车司机早已下了班，办公室几位文员便匆匆四处寻找，约摸半个小时后，终于有人从溜冰场上将厂车司机找了回来。工友们将彭建林扶上车，车子风驰电掣般将他送到医院。然而，由于带的钱不够，医生只为他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又被接回了厂。
木业厂的厂长是个有正义有良知的人，他是第二天上班时才知道此事的，他首先责问办公室的文员在出事时为何没有通知他，接着又去员工宿舍看望彭建林。当他看到彭建林那缠满纱布的手和苍白如纸的脸时，怒气冲冲地找到经理，质问他为何不让彭建林留院治疗，经理解释说老板不在，他不敢擅自作主。厂长拍案而起：“是老板的钱重要还是员工的伤重要？简直是没有天理！”在厂长的干预下，经理又派人将彭建林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住院后的第八天，老板从台湾回来了，经理立即把这件事向他做了汇报。老板边听边皱起了眉头，他心疼了。但他绝不是心疼打工仔的手，而是心疼他的钱，住院八天，这该需要多少钱！于是，他立即下令让彭建林回厂。胳膊扭不过大腿，厂长也只好妥协，就这样，伤口还未愈合的他又被接回工厂，“晾”在宿舍那张硬硬的木板床上。
二
受伤后的彭建林孤苦无依，便寄了封快件给家里，家人知道消息后痛苦万分。最后，彭父决定南下照顾儿子，同时也为他讨个公道，他明白在异地他乡行事的难处，便请了两名律师一同南下。
彭父与两位律师风尘仆仆地赶到东莞，好不容易才找到那间木业厂，却被忠于职守的保安员拦在了厂门外。他向保安求情说他是受伤者彭建林的父亲，特意来护理他的，保安说我可做不了主，得去问老板。保安队长去问老板，可那丧尽天良的家伙竟然不让进。儿子工伤致残，父亲竟然不能进厂护理，这是什么天理！老实巴交的彭父站在厂门口，欲哭无泪。
还是陪同一起来的两位律师见过些世面，他们谎称是伤者的亲戚，求保安队长捎话给老板，说他们绝对不是来闹事的，只是想见见伤者，问一问情况，老板这才答应放他们进厂。
彭父进厂后，看到他那惟一的儿子右手中间的三个指头都只剩下光秃秃的一节，伤口还在化脓，其情其景真是惨不忍睹，不由抱紧儿子，老泪纵横。当晚，彭父与两位律师便去办公室找老板交涉，可是老板说这是彭建林自己不小心，将手指伸进锯台而割伤的，厂里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他还是愿意给8000元钱，让彭回湖北老家疗伤。老实的彭父竟然让他唬住了，陪同来的两位律师在此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工伤案件，但他们凭经验就知道这一定是工伤，而且这三个指头也绝对不止值这区区8000元。他们便说如果不提高赔偿额，他们将提起诉讼。没想到财大气粗的老板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说：“好呀，你可以去告，你一个穷打工的，我还怕和你打官司？到时可别怪我一分不给！”这次协商就这样不欢而散。
第二天，老板就传下圣旨，只让彭父留在厂里护理伤者，其他的人立即离厂，这样，那两位律师的食宿都得不到保障，又加之感觉到事情的棘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回了湖北。可是，一向胆小怕事的彭父却被老板的傲慢无礼深深激怒了，他决心留下来，即使拼上一条老命，也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在一些好心人的指点下，彭父带着儿子来到劳动管理所，可管理所的人说这是社会保险所的事，让他们先去社会保险所评残，然后再申请赔偿。于是，彭家父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社会保险所，接待他们的人还比较和善，他详细地问清了他们的情况，然后又看了彭建林那伤残的手，当他看到伤口还在发炎流脓时，严肃地说：“你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康复，因此无法评残，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去我们社保所指定的东莞市谷涌医院继续治疗，等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再给你评残。”接着，这位办事人员又给老板打了电话，于是，彭建林又继续在东莞市谷涌医院治疗。
三
彭建林出事后，木业厂的老板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是由于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企图以此来逃避责任。可是，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彭建林是99年9月8号进的该厂，最初分配在成型部工作，后又调至攻牙部打螺丝，12月19号下午又将他调至裁切部操作锯台，在此之前没有经过任何职能培训，即使在车间，也不见有张贴任何形式的操作章程，加之该厂都是些老式锯台，没有任何防护装置，这样的条件让一个生手去上岗，事故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何况，彭建林在出事前已连续加班100多个小时，精神极度疲倦，由此可见，厂方才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事实也正是如此。木业厂建厂四年来，每年都有几桩或轻或重的工伤事故发生。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又有一名员工在操作锯台时被锯手指，幸好送医院及时，医生将他的断指接了上去，彭建林式的悲剧才没有重演。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木业厂有员工200多名，老板为了省钱，上报人数时只报了120人，在社会保险所买了工伤保险的更是只有八十几个。根据有关规定，没有在社会保险所投保的，工伤后应由用人单位负责赔偿，彭建林就是属于此例。老板当初是为了省钱才违反有关规定不给员工买工伤保险的，如今出了事，要他从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他当然心痛，于是，他为了达到少赔钱的目的，不惜用金钱铺路，打通方方面面的关节，这也就是他在伤残员工面前有恃无恐的原因。据一些工友说，他们厂这么多的工伤，没有几个得到合理赔偿的，去年有一个湖南籍打工仔，在操作锯台时右手大拇指被锯掉一节，老板不但没赔一分钱，还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厂门！
老板，让你掏几个钱你就如此心疼，你可曾想过，这些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因为丢掉了一个或几个指头，他们的人生之路会因此而变得何其艰难？索赔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你竟然百般推托，试问你的良心何在？
老板心疼他的钱，似乎还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职能部门里的某些人，他们本来是应该为我们打工仔打工妹说话的，可是当他们接到老板递来的几张钞票后，就装聋作哑保持缄默。他们的良心就这样被老板廉价地收买，他们其实也是老板的帮凶！有关部门如果不把这些人清理出去，悲剧就会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四
彭建林的家乡在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龟山村，那是一个贫困边远的小山村。彭建林的家更是贫穷，他们姐弟俩人，母亲是个精神病患者，长期以来，家庭的重担压在他父亲一个人的身上。十多年来，为了给母亲治病，这个家已陆陆续续地花了几万元的医疗费，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他有一个姐姐，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彭建林勉强读完了初中，家里便再也无钱供他上学，他只好去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各种原因，建筑工地上的活总是干两天停三天，根本挣不到什么钱。于是，在1999年9月的一天，他随老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广东东莞，进了这家木业厂。尽管这个厂的工资很低，每个月加班加点也才四五百块，他却很满足，因为这已比建筑工地上好多了，不用日晒雨淋而且旱涝保收。于是，他安心干活，想多挣点钱使家里的经济走出困境。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进了厂才3个月，他就被锯掉三个手指，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父亲年纪大了，母亲又患病在身，生活的重担本来应该由我来承担的，可如今我反过来还要父亲照顾，心里真的很痛苦。”彭建林向记者说起这些时，双眼噙着晶莹的泪花。
在等待社保所评残的这段日子里，彭建林父子过得很不容易。这期间，他们四次去谷涌医院，但每次答复说伤口未愈合而不予评残。记者采访时，发现他的伤口其实已经完全好了，但医院方面却还要他再等一等。可他们实在等不起啊，父亲为了索赔，已在广东呆了四个月，家里的农活全都放下。姐姐本来是定于去年年底结婚的，但为了照顾母亲，不得不推迟婚期，你说，这样的家境，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吃住在厂里的这段时间，人身安全还常常受到威胁。4月6日中午，彭父去老板办公室打听赔偿的消息，老板的态度极不友好，于是双方发生争执，老板竟然拿着刀子进行威胁，幸好办公室有人相劝，才把他们拉开，该厂的仓管蔡××乘众人拉扯之际，狠狠地踢了彭父两脚，直到彭建林报案，派出所的人赶来干预，事情才平息。
蔡××何许人也？他为何像狼狗一样龇牙咧嘴跳出来做老板的帮凶！原来他是老板情妇的哥哥。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为了钱，不惜将他那豆蔻年华的妹妹拱手相送，凭着这层关系，他也开始在厂里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真想不明白，他干着一些为人所不齿的勾当，怎么还有脸在人前招摇过市，真让人发出世风日下之感慨。
就在记者采访彭建林的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彭父在木业厂门口的小店里看电视，忽然冲出四个不明身分的彪形大汉，将他拖至几十米外的僻静处，拳头加棍棒雨点般的落在他的身上。也许是怕出人命吧，凶手刚逃走，老板就驾车将彭父送到附近医院，医生检查时，发现他头部肿大，遍身瘀紫，双眼也差点被打瞎，医生说最少要二十天才能出院。老板虽然暂时垫上医药费，但他声称会在今后的赔偿费里扣除。现在，彭父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痛苦地呻吟。
事发后，派出所的人赶赴现场，可是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彭父说四人之中有一个就是蔡××，已有传闻该人已在老板的资助下逃到海南，不过老板当然不会承认，现场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买人行凶。派出所虽然立了案，但我估计十有八九会不了了之，因为我知道派出所办案只重证据，他们也许无能为力。然而，大家都知道，彭父老实巴交，又来东莞不久，根本没与人结过仇怨，谁是幕后主谋，明眼人一看就知。在此，我将那些人推上道德的法庭，让他们的一生接受良心的审判！
五
记者在采访彭建林时，发现他一直很悲观，他说他的家在乡下，那里的人都以种田为生，一年到头勤耕苦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所以家里的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如今像他这样的残疾，打工没人要，回乡下种田也有诸多不便，真不知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有，因为家里穷，本来就没有女孩子看得上他，现在这个样子，娶媳妇就更难了。我很同情他，想用张海迪身残志坚的事迹来劝说他，让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然而，话到嘴边我又咽住了。是的，张海迪无疑是个很杰出的人物，可她毕竟只是千百万残疾人中很特别的一个，她所做出的成绩，是我们手脚健全的人都很难做到的，彭建林能行吗？
说实话，我眼里的彭建林文化程度不高，脑子也不是很活跃，口才也不怎么好，他自身的素质决定了他只能靠体力谋生，丢掉右手的三个指头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毁了一件最基本的谋生工具，那么，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争取让老板多赔些钱，然后回家乡做些小生意过日子。只是，几个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最后的赔偿结果能否令人满意，恐怕还是个疑问。
采访后记：在采访彭建林的过程中，他多次问记者：像他这样的情况到底能得到多少赔偿，如果文章能上杂志，能让老板多赔些钱吗？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但我还是不无遗憾地告诉他：我是《外来工》杂志的一名特约记者，不是律师，所以无法告诉他到底能赔多少钱，我的职责是把整个事情的过程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外来工》杂志也只是一种传媒，她可以为我们打工者呐喊助威，但最终事情的解决，还得靠政府部门的努力。是的，我们能够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家伙加以谴责，但是我们无法使他们的狼心变成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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